一）
　　阿长是鲁迅童年生活中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曾几次被鲁迅写入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但对她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而且通过几件互不关联的事情描绘了她的性格.在《狗·猫·鼠》里已先写了她踏死“我”心爱的隐鼠.到《阿长与〈山海经〉》,又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来写她.开头写她“喜欢切切察察”,低声絮说什么时“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对“我”管得很严,拔一株草都说是顽皮,动不动就要告诉家长.夏天睡觉又在床上写“大”字,挤得“我”没有翻身的余地.这些真切生动的细节描写,都带着明显的贬义.接着写她元旦清早给“我”的磨难.这些“古怪的仪式”虽然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因“烦琐之至”“非常麻烦”,使“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再来,写她讲“长毛”的故事,更进一层地写她缺点.当“我”以为她长得很丑,倘若“长毛”来,一定最安全了,她却反驳道：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些话表现了十足的愚昧和阿Q精神.“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虽然是写“我”童年的感想,但更是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到这里,作者才掉转笔锋写买《山海经》——也就是这篇散文要着重写的一件事.“我”念念不忘,渴望得到绘图的《山海经》.可是,谁都“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只有阿长,虽然她根本不知道《山海经》是什么,“我”原也认为对她说也无益,所以向来没有同她说过.但她却自己主动来问,并且在她告假回来时,一见面就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件事,充分表现了她对孩子的心思观察得多么细致,对孩子的愿望是那么体贴,为了满足孩子的正当愿望又是那样认真、郑重其事.以至“我”惊喜、激动得“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于是,“我”对她有了新的看法：“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透过天真的儿童心理,对她身上美好的质素的赞扬是何等热烈和真挚!作为一个连真正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的下层劳动者,她善良、真诚、热爱和关心孩子.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是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与其说是她的过错,不如说是她的不幸.前面所说的作者的讽刺和批判,既是对她身上的消极、落后的东西,也是对着造成这些消极、落后东西的统治思想和社会制度.《阿长与〈山海经〉》等文这样写阿长,使我想起中国史传文学中“不虚美”“不隐恶”的主张.我认为,这既是一种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相通的.《朝花夕拾》不是史传文学,但作为写真人实事的散文,这样来写人物,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且,对于文学创作中,描写较为复杂的性格,避免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也是有益的经验.
　　（节选自潘旭澜《〈朝花夕拾〉的艺术》,《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
　　在这篇回忆散文里,鲁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集中记叙长妈妈给他留下的儿时印象,把长妈妈这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这一点,有目共睹,谁都承认.但是,作为回忆性的艺术形象,长妈妈并不是典型化的产物.鲁迅写她,既没有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也没有专用自己的保姆做“模特儿”,去塑造一个劳动妇女的典型.阿长是生活中真实的阿长,所写全部事实,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尽管“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朝花夕拾·小引》）,但绝无虚构.无论称呼的来历、切切察察的毛病和“不见得很好”的睡相,还是“烦琐之至”的各种规矩和讲“长毛”,以至购买《山海经》,都是鲁迅曾经亲见亲闻亲历过的,现在一一写来,具有十分亲切自然的情致.人们通过这种情致所得到的艺术感受,是充满幽默的纯真美,和《一件小事》所显示的那种肃穆、严峻而深沉的格调迥然不同.这是因为,在鲁迅心目中,人力车夫的那一件小事是和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使他增加勇气和希望,而阿长的这些琐事则和“人气”相连,给他精神上以鼓励和安慰.同“名人名教授”相比,阿长固然是可尊敬的好人,但就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说,鲁迅并不把希望寄托在阿长似的人物身上.因此,鲁迅写阿长,不仅局限在幼儿保姆这个范围内表现她的性格美,而且把这种性格美同愚昧落后相掺杂,沙里淘金似的让她闪烁出性格美的光辉.这固然同所回忆的生活真实有关,但也恰恰证明鲁迅并不是把阿长当作理想的人物来歌颂的.
　　鲁迅虽然没有把阿长当作寄托着希望的理想人物,但并不因此对她失去敬重和怀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她身上看到了人类那种难能可贵的纯朴和真率.就拿阿长那“大”字形的睡相来说吧,虽然使幼年鲁迅吃了苦头,母亲也曾含蓄地暗示她能够改变,表现了有所不满,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却是对阿长“适性任情”的肯定.退一步说,就算和“切切察察”一样,这也是一种缺点吧,然而,在鲁迅笔下,阿长的缺点也是令人喜爱的,因为她不“嗦做作”,“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诚然,阿长是愚昧无知的,她所懂得的那许多规矩,大都是可笑的,尤其关于“长毛”的讲述,更令人捧腹,鲁迅也确实给予了含笑的批评.但难道仅仅是为了批评,或者为了揭露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毒害吗?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我们通过“元旦辟头的磨难”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道“恭喜”、吃福橘的麻烦仪式中,阿长寄托了多么真诚的善良愿望啊!她希望自己和孩子“一年到头,顺顺流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福橘并不是她自己吃,而是由她“塞在我的嘴里”,说明这仪式是为了孩子,表现了她对孩子的一片祝福之心!其他如“死”要说“老”,不进死人房和产房,不钻晒裤子的竹竿底下等等,事情本身固然是可笑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长教给这些“道理”的用心,和现在的阿姨教孩子们讲卫生、不横过马路并无差异,都是为孩子着想.阿长教各种规矩和讲“长毛”如果不是出于这种善良的用心,她以后也就不会有为鲁迅买《山海经》的举动.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鲁迅不仅严格地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如实地记叙长妈妈,而且在记叙中始终着意表现她身上最本质的东西,即“名人名教授”所缺少的“人气”.正是由于有这种“人气”做内核,她的切切察察、“大”字形睡相、麻烦的规矩和讲“长毛”所表现的愚妄,并不令人生厌,反而能够同买《山海经》的举动和谐一致,形成统一的风貌,使我们从她的愚鲁中看到真率,从粗犷里看到细心,而这种真率和细心所体现的实质,是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事过三十多年之后,鲁迅怀着深情回忆起来,仍然被这种关心和爱护所激动,写来情真而意切.
　　毫无疑问,买《山海经》一事,是使鲁迅最为感动、永志不忘的.因此,关于这件事的叙说也最为激动人心,成为全文的中心.首先,从自己渴慕《山海经》写起,用自己那种“太过于念念不忘”的心情来衬托出阿长的关心.她主动询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而“我”则认为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只淡淡地作了回答,但她却默默地记在心里,认真地当一件事去办.这充分说明阿长的关心是出于真情实意,并非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其次,她果真办成了,而且是不声不响地办成功的.当读者读到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的时候,怎能抑制住心头的激动?在这里,作者炉火纯青的白描手法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艺术效果.再次,鲁迅又用极其凝练的文字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用“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写出被感动之强烈；用“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表达出无限欢悦之情.为了突现这种感激与欢悦,还用“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做陪衬,使庄重的感情仍然带着诙谐的色彩,以便在风格上和前面的记叙保持一致.最后,写出这部“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和影响,把对长妈妈的感激之情引向深化,变成永久的怀念.文章正是在这种永恒的感激和怀念的基础上,以饱蘸浓情的笔墨,为长妈妈的在天之灵祝福!这个深情祝福的结尾,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量,同时,也发人深思.它凝聚着鲁迅对长妈妈的全部情思,寄托着鲁迅对善良人的衷心祝愿；从“不愿意想到目前”而回忆过去的创作初衷来看,这种情思和祝愿愈强烈、真诚,就愈能反衬出对“目前”的否定和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