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由于政治主张和哲学看法的不同,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主张,批评别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历史条件是：①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②私学的兴起和讲学之风的出现,造就了一批有知识、有才干和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思想家；③激烈的社会大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动,促成了各种政治主张的产生和不同哲学派别的形成；④诸侯争霸的政治局面和尚未建立统一的观念形态的思想局面,为诸子百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良好社会环境.总之,“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经济基础的大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必然反映.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土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