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象的特点很多,这里仅列举主要的.
1.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文学形象的客观性,表现为形象内容的客观性,我们不是常常听到或看到人们用客观性标准来判断文学形象的成与败吗?
但文学形象毕竟是作家诗人主观意识的产物,“客观物象”与“作家心象”“作品形象”“读者心象”有区别,甚至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作家心象”对“客观物象”有所变形,甚至完全变形;另一方面作家诗人在文学形象中增加了情感意蕴、思想意蕴、象征意蕴和哲理意蕴等.
闻一多《死水》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作,关于它的写作缘起,闻一多的朋友饶孟侃解说道:“《死水》一诗,即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若饶说确凿无疑,那么闻一多心中的“死水”形象应当产生于触景生情的那一刻.但是,诗中“死水”不能被轻易断言就是二龙坑的那个死水,或者说是不是二龙坑的死水已经不重要了.它进到作品中被添加了深刻的思想感情,只不过这种思想感情很含蓄,以致历来为人们所不断探寻,有论者总结了“死水”的三大象征意蕴:从创作时间看象征腐败的美国社会(其时诗人尚未回国),从发表时间看象征北洋政府(其时诗人回国后正在北京),从诗集出版时间看象征黑暗的中国社会(诗人理想失落,退出诗坛).因此我们说,“死水”形象是客观内容与主观情思相结合的产物.
2.真实性与假定性的统一.
真实性与假定性这一对矛盾,在文学形象里表现得较为复杂.
文学形象的真实性同上述的客观性一样,是说文学形象应有现实的依据,不能凭空产生.真实,是一种征服读者的力量;如果违背这一原则,文学形象就变得“形容枯槁”,甚至面目可憎,读者不会认可.
但是文学形象的创造在遵循现实真实、现实逻辑的同时,还遵循艺术真实、艺术逻辑,而这两种真实和逻辑又往往不同,甚至差异很大.所谓艺术真实是一种比现实真实更高的真实,所谓艺术逻辑是一种主观的逻辑、美学的逻辑,生活在文学王国里的作家诗人可以从某种假定的逻辑出发(比如“植物具有智慧和灵魂”“动物会像人一样聪明而有能耐”“石头会说话”等),大胆地创造独特的奇异的文学形象.这类形象集中地表现一些幻想的、魔幻的、神怪的文学作品中.例如《西游记》中的大部分形象都是幻想的,是作者根据假定性逻辑创造出来的.请看第一回美猴王的诞生: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光两道金光,射冲斗府.
这里面每一句话都不符合现实真实,但在这个特定的文学情境中,它是“真实”的.
为什么人人都愿意接受美猴王这一形象而不指斥其“荒谬”呢?或许大家都默认了它的艺术真实,它能满足人们的想象、幻想的心理需要.
但是,即使是“假”的文学形象,也要“假而有度”“假中有真”.才高胆大又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诗人一旦执笔临文绘形绘色时,思绪总在“收”与“放”之间回旋,即使在挥洒粗犷的笔墨,仍会留心“逻辑”和“规矩”,不会逾越艺术真实的边端,不会“太离谱”.比如美猴王一身“猴气”,而且法术多端,但它仍旧“人模人样”,是人间正义势力的化身.
3.个别性与一般性的统一.
好的文学形象给读者的“初感”应是活生生的,有充分个性的.现实的人、景、事、物都是立体地全方位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它们的大大小小的独特性可列举无数,作家诗人经过去粗取精、留主舍次、减少枝蔓的工作,进入作品后的个性更加突出了.
鲁迅《藤野先生》开篇描绘的一幅整体画面中,有若干文学形象:上野的樱花、清国留学生、盘着的辫子、中国留学生会馆、会馆里地板震动烟尘斗乱、跳舞躁声等.鲁迅当年在东京的留学生活可述者甚多,可是他只挑选一些最能表现某些特点和某种心意的景物、事件来写,综合这些形象的个别性可归纳为:①东京是一个景美、宁静、生活安逸的地方,②清国留学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③这种地方、这种生活不适合鲁迅这样的进步青年居留,对他具有排斥性.
好的文学形象不光有充分的个性,还有更深刻的蕴涵,传达出作家诗人的社会理想、人文关怀,体现人类精神的某些侧面.文学形象的一般性意义,首先表现在独特的形象中蕴含自然、社会或人类自身的共同形象,读者能从中找出作品与现实的相似性;其次表现在某些文学形象具有完全的独特性,在现实世界很难找到相似的形貌、性格、命运,但它们内含某种奇妙的东西,与读者精神形成沟通、交流,让读者受到鼓舞、启发或警示.
文学形象的个别性与一般性不是分立的两样东西,而是互渗互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比如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这一文学形象至今仍“活而未朽”甚至永远不朽,论其原因,固然与人们对阿Q个人的奇异的外貌、言行、命运的关注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其中的“一般性”吸引了人们,他的身上聚集了一个时代的风痕云迹,也警示今人甚至后人应该怎样做人,不应该固守什么.这里的个别性与一般性是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哪一方弱化、消隐了,另一方跟着黯淡无光.
4.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文学形象在作品的“身份”是确定的:人物就像有户口一样“独此一人”,景物也是“独此一景”“独此一物”,它们的种种特点包括细节都不会更改.读者能够与作者和作品对话,不同读者之间能够对话,其中必然有某些属于文学形象这边的共同性、基础性、确定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是文学形象的“归属”“特点”“细节”之类.
但是文学形象毕竟是用语言文字创造的,或者说是用语言文字转换生成的,容易产生“未定性”“模糊性”“飘忽不定”的倾向,与视觉艺术形象相比,这一特点更为突出.还是举《藤野先生》的例子,作者这样描写了对藤野的第一印象: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随后还有关于穿着的补充描写: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很显然,作者是追述陈久的印象,即留在记忆深处的最鲜明的印象,写出了藤野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在头脑中映现藤野的一副简略的肖像,甚至还约略知道藤野的性格、修养、作风.但还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身高、脸型、眼神、发型、衣饰……而这些全部的细节,只要一张标准肖像照片就足以呈现.视觉艺术里轻易做到的事,在语言艺术里就难于做到了.
如此说来,文学形象的模糊性、未定性成为形象本身的“缺陷”“弊端”?其实不然,姑且不说文学形象可以饱含作者赋予的思想感情,可以让读者的感觉“直击”人物和景物的最深层本质,只说这种不确定,文学形象的不确定正好激发读者的想象,读者的心灵可以在语言文字的空间自由畅快地驰骋飞翔.经验告诉我们:看不清的东西是最美的.所谓“看不清”,就是不确定.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明白有些本来很好的文学形象,经美术或影视的媒介手段改造或传达,固然是“清晰”了,但许多神韵丧失了,美丽减弱了,观众的想象力被遏制了.影视里的林黛玉再美,总不如小说的林黛玉美,演员怎么下功夫表演,都缺乏小说中的那种仙女般的神韵.
我是在百度文库里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