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私塾教育时代的老师,因而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他认为学生不打不成材的观点,对学生提出的书本以外的问题（如本文问“怪哉”）不予理会的做法,在现在看来是不太合理的.但先生仍有其可亲可敬的一面,如：“行礼时的和蔼”、“不常用的戒尺和罚跪的规则”、“对我渐渐好起来”等,都说明先生仍是值得敬重的.
先生是一位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