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由于我母亲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医生是用大夹子产钳把我夹出来的。
有人说难产的孩子脑子笨，不知道这对我今后的智力有没有影响？至少在我小时候，背诵古文很困难，念了很多遍，还是一团糨糊，丢三忘四。而我父亲幼年时，别的孩子还在苦苦地背书，他已经出去玩了。这些，在父亲的著作里都有记录。
在我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
我早晨起床下楼，脚步轻轻地踏进父亲的门口，床前总是一张小茶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烟嘴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许妈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眯着眼睛看看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大事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我听到大人们的朗朗笑声，便钻进去凑热闹。我为了要“热闹”，以解除“独生子”的寂寞，要留客人吃饭。父亲实际上已经疲乏，母亲是清楚的，可我哪里懂得？但母亲又不便于表态，虽也随口客气，却并不坚留。
如果客人理解而告辞，母亲送客后便松一口气。如果留下便饭，她就奔向四川北路上的广东腊味店买熟食，如叉烧肉、白鸡之类。顺便再买一条鱼回来，急忙烹调。至于晚上客人何时告辞，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早已入了梦乡。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有时眯起眼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地，尽量不打扰他。母亲若有什么要吩咐佣工，也从来不大声呼唤，总是走近轻讲。所以此时屋里总是静悄悄的。
晚间规定我必须八点上楼睡觉，分秒必争也无效。因此夜里有什么活动，我一概不知。偶然在睡意迷蒙之中，听到“当啷啷”跌落铁皮罐声，这时许妈正在楼下做个人卫生，不在床边，我就蹑足下楼，看到父亲站在窗口向外掷出一个物体，随即又是一阵“当啷啷……”，还相伴着雄猫“哗喵”的怒吼声。待父亲手边的五十支装铁皮香烟罐发射尽了，我下到天井寻找，捡到几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这是我很高兴做的一件事。原来大陆新村的房子每户人家二楼都有一个小平台，那是前门进口处的遮雨篷。而雄猫就公然在这小平台上呼唤异性，且不断变换调门，长号不已，雌猫也大声应答，声音极其烦人。想必父亲文思屡被打断，忍无可忍，才予以打击的。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遇到原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不禁多看了几眼。
他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在对面楼里着人监视了多日。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对此，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了我，为此，我尊敬他。
以前有一些文章讲到，父亲在大陆新村附近租了个房间存放书籍，称为“秘密读书室”。
早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父亲的日记里就有和母亲“同往大陆新村看屋”的记载。定居后“移书至狄思威路”。
父亲的习惯是，平时只将日常要用的，或新近买的书存放在家里。二楼卧室里有个书柜，总是塞得满满的，连顶上也堆着一包包的书。狄思威路是他主要的藏书处。
狄思威路今称溧阳路，我曾随父亲去过几回。是二楼一间普通的房间，面积约有十几平方米，沿壁四周，都是木制书箱。箱子本色无漆，有活门，内分两格，装满各种书籍，可以加锁。一只只书箱从下而上，几乎叠到屋顶。这种书箱由父亲设计，木板制成，体积并不过大，迁移搬运，书籍连箱运走，不致混乱散失。有如当今的小“集装箱”。
记得头一次去是某天的下午。室内光线很不够，几乎看不清楚里边的东西。由于久关不住人吧，只感到房间里有点潮湿阴冷，且因久不开窗，还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待不多久，便感到有点寒气袭人，冷飕飕的。父亲以极快的动作，从几个书箱中分别取出几册书籍，用随身带来的布包袱包好，锁上房门，即带我来到了街上。
一九八○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叔父。这一天，他兴致很高，谈到这间藏书室，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鲁迅托内山先生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藏书之用。鲁迅住在景云里的时候，柔石、雪峰常来交谈。后来柔石被捕，国民党进一步搜捕，风声很紧，鲁迅就携带全家人到花园庄避难。中间似乎还在内山先生家里住过一夜。等到稍稍平静一点，鲁迅回家，看到门口钉了一块木牌，上写“镰田诚一”，大概是内山先生出于好意，利用这种方法，借以掩人耳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