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读音tánɡ jí hē dé)原名《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作者在序言中申明:“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3]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但实际上,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在这将近一百万言的作品中,出现了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整个社会,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侣、牧师、兵士、手艺工人、牧羊人、农民,不同阶级的男男女女约七百个人物,尖锐地、全面地批判了这一时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私有财产制度,使它成为一部“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
作品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书中写道,这个瘦削的、面带愁容的小贵族,由于爱读骑士文学,入了迷,竟然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洛稷南提,找到了一柄生了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游侠,除强扶弱,为人民打抱不平.他雇了附近的农民桑丘·潘沙做侍从,骑了驴儿跟在后面.堂吉诃德又把邻村的一个挤奶姑娘想像为他的女恩主,给她取了名字叫托波索之达辛尼娅.于是他以一个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出去找寻冒险事业,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唯心地对待一切,处理一切,因此一路闯了许多祸,吃了许多亏,闹了许多笑话,然而一直执迷不悟.他把乡村客店当做城堡,把老板当做寨主,硬要老板封他为骑士.店老板乐得捉弄他一番,拿记马料账的本子当《圣经》,用堂吉诃德的刀背在他肩膀上着实打了两下,然后叫一个补鞋匠的女儿替他挂刀.受了封的骑士堂·吉诃德走出客店把旋转的风车当做巨人,冲上去和它大战一场,弄得遍体鳞伤.他把羊群当做军队,冲上去厮杀,被牧童用石子打肿了脸面,打落了牙齿.桑丘·潘沙一再纠正他,他总不信.他又把一个理发匠当做武士,给予迎头痛击,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做有名的曼布里诺头盔.他把一群罪犯当做受迫害的绅士,杀散了押役救了他们,要他们到村子里找女恩主去道谢,结果反被他们打成重伤.他的朋友想了许多办法才把他弄回家去.在第二卷中,他继续去冒险,又吃了许多苦头,弄得一身病.他的一位朋友参孙·卡拉斯科假装成武士把他打翻了,罚他停止游侠一年.堂吉诃德到死前才悔悟.
这个人物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神智不清的,疯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等.他越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桑丘·潘沙本来为当“总督”而追随堂吉诃德,后看无望,仍不舍离去也正为此.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从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义的终结.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资产阶级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潘沙也是一个典型形象.他是作为反衬堂吉诃德先生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他的形象从反面烘托了信仰主义的衰落这一主题.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潘沙则事事从实际出发;堂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堂吉诃德有丰富的学识,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堂吉诃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个农民,有小私有者的缺点,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岛(实际上是一个村)的位置上时,他又能够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贪污受贿.后来由于受不了贵族们的捉弄离了职.他说:“我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既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这是我同其他总督不同的地方.”朱光潜先生在评价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这两个人物时说:“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