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
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原著的译本占了绝对优势.同时,大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还间断夹杂着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点滴介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由少到多.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其作用之一是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式的科学研究方法,摧毁了旧的封建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介绍和传播,经过近20年的曲折积累,同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后来,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理论斗争也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斗争了.
西方原著译本的出现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留学生回国后,痛感国家的落后,认识到经济理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是“立国之大本”,因此他们任教高校、组织社团,广泛宣传西方经济学说,马寅初1923年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经济学术团体――中国经济学社.当时的学者也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经济理论探讨的社会基础不同,提出创立中国经济学说的设想,但当时情况下,经济发展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成了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人们的目光因此更多地转向了应用经济学,包括马寅初在内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学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某国的经济情况,为该国家制定适当的财经政策,从而提高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认为理论问题是次要的”.这一切使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经济思想研究在中国发展缓慢.
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涉及到各个时期的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19世纪以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20世纪以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为主流.美国制度学派在中国曾风行一时,与当时许多学生在美国留学时其占指导地位的经济学学派以及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有关,对中国人来说接受起来有一定的继承性.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留学美国时,导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E.R.A.赛李格曼.美国制度学派是19世纪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主,并因此得名.它不同意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使用的演绎法,不同意19世纪70年代后资产经济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采取的是历史潮流归纳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种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也是德国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饱受国家制度干预经济活动传统熏陶的中国人十分想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这种落后状态.他们认为中国的幼稚企业先要在政府的保护下发展起来,发展到中国的国民经济能够独立自主,自由贸易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经济,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等发展中国工商业成为相当长时间的提倡.孙中山在考察了西方经济后,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强烈主张国营经济和国家干预.这种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主张,对于加强集权统治有利,因而也被当政的国民党利用和发展.这种既继承了封建老传统又继续了孙中山信传统的局面,加之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使中国人在众多西方经济学派中更多地接受和借鉴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成为可能.但这些学派在1940年代后就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所取代.
从1840年算起的100年间,中国在经济思想领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统治地位,被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所否定,然后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了维护自己已经夺取的统治地位,又对同样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抵制和攻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成了后来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依据.没有舶来经济学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学,有很多学者认为,在整个20世纪的上半期,中国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当时的论著思想几乎都是舶来品.
二、 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方经济理论传导者
自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经济学开始逐步摆脱此前那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模式,而专注于单纯的经济理论研究.这种状况在上个世纪的下半页又出现了转变.1940年代以前,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集中在英国的剑桥大学,这里有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以及经济理论研究中少有的女性学者琼.罗宾逊夫人.虽然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战乱不断,但这些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是很顺利的传入到中国,这中间,早年留学欧美的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那些留学归国者当中不乏理论造诣很深的人,如时任蒋介石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要说经济理论没有发挥可能的政策作用,即使在国内正常传播也没有可能.
结束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中国也确定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选择,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先前留学欧美的学者的工作也开始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批判他们学习过的经济学理论,直到1980年代.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当代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后并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即使是学院派式的研究也并不深入.但这些学者的作用对中国来说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他们是最早直接与当代经典理论接触的人.正是他们的存在,使得1980年代后中国重新学习当代经济理论有了顺畅的过度.
在1940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学者当中,系统介绍并根据西方经济理论著述立说的学者当属马寅初先生.他1882年出生,先后就读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即从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他先后从事教育,也做过政府官员,以不同方式向政府提过政策建议.他的著作很多,如早期的《中国国外汇兑》、《中华银行论》,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介绍货币和银行的著作.后期的著作有《通货新论》、《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以及对后来的中国影响很大的《新人口论》.由于教育背景和所处环境的原因,马寅初是中国近代学者中少有的曾在国民政府时期发挥作用的经济学家.
早年留学欧美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当中,已故的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是学院派的典型代表.陈先生1900年出生,1926年即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经济学财政金融理论,毕业回国后致力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果对经济学者的作用有划分,陈岱孙完全是一个传道者.他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时间,正是西方经济理论大发展的年代,各类学派接连出现并发展完善,与他同期的经济学者都在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的创造和发现,很多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没有如目前西方的经济学家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专著,其著作大多是报刊上的文章和一些史学类著作,如1981年代出版的著作《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著作内容有着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突出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成果、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批判性地介绍西方经济理论、同时特别强调这些理论的庸俗性是这一代经济学家及其第一代学生最明显的特征.
早年身置剑桥大学学习权威经济理论的宋则行与陈岱孙基本上是同样的命运.他1917年出生,1945年到剑桥学习西方经济理论,师从琼.罗宾逊夫人,1948年回国,是我国少有的与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大师直接学习的人.回国后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他的工作也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他学到的西方经济理论.如代表性著作《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再者也是经济史学方面的著作,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以及《世界经济史等》.他针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理论建议也多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如1970年代提出的综合平衡,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相适应等.
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先生.他出生于1901年,曾留学日本,德国,1930年代同人合译D.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古典经济学名著.当时还参与马克思《资本论》全书三卷的翻译工作.1940年代初期,他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提出这种倡议.但他承认,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不过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一样.
这些早年就受到西方正统教育的学者在学院里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西方治学的传统和方法,但除了小范围内的学科影响力之外,社会影响远远不及整个20世纪经济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虽然他们在治学过程中仍然秉承着自己所学流派的风格和理论,但这些研究大多只是在书斋里自说自话,国内和国外的交流都微乎其微.对他们的第一代学生来说,当时的社会北京下学习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理论多是为了批判（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称谓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去掉了“庸俗”这个前缀）.他们的著作大多以国内和世界的经济史为主,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还有早年留学英伦的胡寄窗教授,他一生著作颇丰但基本上全部是经济史学著作,如《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以及《当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等.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还有如陶大庸等,冀朝鼎,巫宝三等学者.
这些老一代的学者,对现代中国来说,最大的贡献仍然是作为传道者,将西方比较新的理论引进到中国,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应用.这些学者所在的院校也大多采用他们自己组织学生翻译而不是公开发行的“庸俗”经济学的课本.这使得那些拥有这些老学者的学校在1980年代之后成为经济学教育中的佼佼者,不仅在1980年前后成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镇,而且在当时最早在中国设立了偏重于管理的学科和学院.不过,这些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影响力并不大,甚至知名度也很小,这与那些没有他们同样经历的学者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他们曾经都是连续几任的全国人大代表.
在早年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家中,与陈岱孙等学者研究方向有所不同的是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林少宫教授.他1922年12月出生于广东,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系,1947年赴美留学,1952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任讲师,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在伊利诺伊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诺奖得主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和经济学大师赫维茨(L. Hurwicz).莫迪利亚尼还在他一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他们这些经历.他1954年回国,从事的研究和教育领域是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即使在现在,计量经济学在中国也可称得上是空白（国内出版的计量经济学翻译教材就是这位80高龄的老教授翻译的）.他应该是国内经济学和数学结合教学的鼻祖了,1963完成的《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是中国这一学科领域的开山之作,1961年的《信息论讲义》因出版社声称没有审稿能力而未能及时出版.其到目前为止的二十多部著作都是跟经济学有关的.
1980年代初,他就在研究和教学中强调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在目前全球做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中,有石寿永、田国强、艾春荣等出自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与其他经济学者的数学背景不同,他们都是经济学或经济管理专业,1980年代前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放眼国内,即使考虑上年轻一代学人,可能只有林少堂可以在学术上与西方计量经济学对话.不过,与陈岱孙等学者一样,他是一个经济学的传道者.
三、 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与他们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实际上并没有受正规的经济学教育,有的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们在后来中国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的影响和地位却大大高于前者.
1908年出生的孙冶方,在1930年代的上海参加工人运动.他的理论来自于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中国实际调查的结合.他在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近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可能缘于他是最早建议中国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之一.也由于他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原因,他的学生和追随者进一步提高了他在中国学界乃至政界的影响力.因为改革开放后,社科院经济所及其培养的学生很多进入了政府机构,或通过不同途径对中央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其研究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式.代表性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及续集.与陈岱孙等学者不同,虽然都没有目前西方学者那种专门的经济理论研究,但本土学者的著作大多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而且是关于中国不同时期问题的,中间有经济问题,也有经济之外问题的论著.
1904年出生的薛暮桥与孙冶方的治学和研究路线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有政府工作经历,也都曾作为中国社科院等学术机构的领导.不同的是,他有着更多的中国国内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经验.薛暮桥很早就有著作问世,如1937年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后改名为《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基本常识》）.1941年和1942年,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主要原因在于197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论文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主流派”的经济思想.1979年写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学界的评价是,总结了过去30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探索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稍晚一点的于光远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研究,又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国内不少年长一些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