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
第一,实力地位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9年GDP约5.2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除经济实力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歼10战斗机的列装.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第三,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升的同时,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更加显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遭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一些主要盟国的反对,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下降.
第四,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实力没有受到根本的伤害,国际地位不降反升.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复苏.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海外收购非常活跃.
第五,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由问题的一方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方”.
第六,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因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中国总体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在西方主流舆论中没有根本改善,其基本面仍然是负面的,这在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毒牛奶”和“毒饺子”等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三、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障碍和挑战
这些障碍和挑战是我们今后20年中影响我们地位变化,甚至会导致我们上升过程中断.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一是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结构的低层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绝对不是中国的全部面貌.经济总量的低层次是中国的特征,中国目前是大国但远没变成强国,要把低水平的量变成高水平上的量,这个问题很大.
二是中国存在各种形式的潜在社会危机.这些危机我们不能小看,如独生子女造成的年龄结构问题,今后中国的劳动力也许会严重短缺,劳动力价格急剧上升,我们所有的竞争力全部改写,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是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和内外统筹能力的不协调性,包括各个部门统筹能力的协调,这样的制度建设往往都滞后.
四是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的脆弱性.我们要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或第一经济大国,甚至我们要高质量地成为第一经济大国,资源上和生态上都不能支持.
五是我们周边地缘环境极其复杂和多变,像朝鲜和巴基斯坦,谁能预料到它们今后政局会怎样.也许有一天我们被核武器包围了,也可能周边海洋问题变成尖锐问题,也可能生态恶化导致周围国家对我们产生敌对情绪.因为所有的亚洲大河都来自中国,中国如果破坏上游,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受难于中国,现在哈萨克斯坦就在跟我们抢水源.
六是中国统一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解决达赖问题、台湾问题都是长期性的问题.
七是跨国非传统安全和国内矛盾结合的危险性.
八是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共同利益和战略利益冲突并存.随着我们个子越来越大,战略空间越来越大,战略冲突部分会上升.这一块必须尽早地考虑,一是要预防这类冲突,二是要使共同利益的增长快于战略利益冲突的扩大.
九是全球治理能力和国民素质的准备不足.
第一,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第二,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利益.
第三,量力而行,有所作为;不挑战霸权,不急于称霸;主持公道,保持平衡.过去我们“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现在应该转变为“量力而行、有所作为”.根据中国的实力,我们应该做多少就做多少.主持公道、保持平衡,反霸是要主持公道,但是反霸也不能过,需要保持平衡.
第四,渐进改革,兼顾各方;立足当前,放眼长远.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明显的矛盾、复杂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具有快速多变的特性,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首先是自然灾害.年初,一场不期而至的雪灾,降临到了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市.一时间,交通中断、通讯中断、电力中断,不少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5月12日,四川汶川又发生了建国以来的特大地震,几百万群众受灾,近十万人死亡或者
失踪,三十多万群众受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其次是国际市场上主要商品价格不断走高,提高了中国企业的购进成本,压缩了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更成为了推动国内物价上涨的一股重要力量,被称之为“输入型通货膨胀”.
第三,自去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弊端不断显现,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
第四,扩大内需的政策受到了物价上涨的严重挑战,物价的上涨抑制了消费,压缩了内需.虽然面临着这些严重的挑战,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0619亿元,农业形势总体良好,夏收作物喜获丰收.工业生产增速减缓,企业利润继续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生产价格涨幅扩大.出口增速有所回落,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
在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和经济周期性回调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落,但在“一揽子”计划的支持下,依靠自身发展优势,我国经济在2009年很快企稳回升,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到8.5%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经济承受各种冲击、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将使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进一步缩小.
2009年的经济回升很大程度还是依靠政府力量推动,必须尽快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支持的增长.培育市场力量,就需要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统筹考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考虑企业生存发展能力的提高,考虑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等问题.此外还需要考虑政府大力度经济刺激政策如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第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没有明显的负面效果.
第二,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调整过剩产能的关键是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第四,应着眼长远,推进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
高培勇:关于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社会各界目前所能达成的共识起码有两点:其一,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其二,我国经济的企稳回升,迄今为止,主要靠的是政策的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强.将上述两点共识联系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出,政府从去年11月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已经显现出它的效力.
进一步看,政府所操用的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有两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注意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大特点便是产能过剩,可以发现,货币政策的操用至少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在大大压缩了企业投资空间的同时,也相应稀释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动力;另一方面,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在带来企业减薪和裁员浪潮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就业预期,从而不得不减少消费.其结果,以调低利率和增发贷款为主要工作线索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拉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功效,是肯定要打折扣、甚至打相当折扣的.这意味着,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把积极财政政策推到了宏观调控的最前沿.
其一,鉴于当前全球经济仍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鉴于当前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仍然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拉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已经实施了一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取向必须坚持,不应也不能改变.
其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就是“逆风行事”,它是要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取向不变,并不意味着2010年要全盘“照搬”或“复制”过去一年的政策内容.事实上,即便在过去的一年中,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是处于不断调整完善之中的.在保持取向不变的前提下,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节奏、力度、范围、重点是应当作相应调整的.
展望2010年,GDP增长率预计在9.5%左右,CPI涨幅预计在3%以内.我国经济面临增长内容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双重任务,内需外需比例变化要求产业和产品结构、内向外向经济格局要进行调整,经济增长需要从政府力量推动为主转向市场力量推动为主.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宏观调控面临新的严峻考验.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政策重点宜逐步由侧重需求转向侧重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