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 ·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