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雷尼小时候因病成了残疾,母亲的心就像刀绞一样,但她还是强忍住自己的悲痛.她想,孩子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和帮助,而不是妈妈的眼泪.母亲来到巴雷尼的病床前,拉着他的手说：“孩子,妈妈相信你是个有志气的人,希望你能用自己的双腿,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地走下去!好巴雷尼,你能够答应妈妈吗?” 母亲的话,像铁锤一样撞击着巴雷尼的心扉,他“哇”地一声,扑到母亲怀里大哭起来. 从那以后,妈妈只要一有空,就给巴雷尼练习走路,做体操,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有一次妈妈得了重感冒,她想,做母亲的不仅要言传,还要身教.尽管发着高烧,她还是下床按计划帮助巴雷尼练习走路.黄豆般的汗水从妈妈脸上淌下来,她用干毛巾擦擦,咬紧牙,硬是帮巴雷尼完成了当天的锻炼计划. 体育锻炼弥补了由于残疾给巴雷尼带来的不便.母亲的榜样作用,更是深深教育了巴雷尼,他终于经受住了命运给他的严酷打击.他刻苦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巴雷尼以全部精力,致力于耳科神经学的研究.最后,终于登上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领奖台.
爱迪生
在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时候他失败了很多次,当他用到一千多种材料做灯丝的时候,助手对他说：“你已经失败了一千多次了,成功已经变得渺茫,还是放弃吧!”但爱迪生却说：“到现在我的收获还不错,起码我发现有一千多种材料不能做灯丝.”最后,他经过六千多次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我可以试想,如果爱迪生在助手劝他停止实验的时候放弃了,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呢?可能我们还要点只有豆粒般大小的油灯在夜里照明.其实爱迪生的每次试验失败都可以看作是挫折.这么一算,爱迪生发明电灯也就是遇上了六千多次的挫折,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目啊!
张海迪
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奥斯特洛夫斯基
命运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残酷的：他念过三年小学,青春消逝在疾驰的战马与枪林弹雨中.16岁时,他腹部与头部严重负伤,右眼失明.20岁时,又因关节硬化而卧床不起.面对着命运的严峻挑战,他深切地感到：“在生活中没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命运进行了英勇的抗争：他不想躺在残废荣誉军人的功劳簿上向祖国和人民伸手,他用沸腾的精力读完了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如饥似渴地阅读俄罗斯与世界文学名著.书籍召唤他前进,书籍陪伴他披荆斩棘.
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化和文学素养达到一定水平后,他写了一本描述柯托夫斯基部队中英雄战士的中篇小说,寄给一家杂志社,却未被采用.可他并未灰心丧气,他深深地懂得：平步青云的事是少有的.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者头上的桂冠和脖子上的花环,而忽略了他们在未成功之前倍尝的痛苦、冷落,甚至歧视.因此,一些向理想高峰攀登的人,一遇到艰难险阻,就畏缩不前,一碰到冷落、歧视,就半途而废,惊呼生不逢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默默地向认准的目标攀登.1932年,他终于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对此,他高兴地惊呼：“生活的大门向我敞开了!”“书就是我的战士!”站着用枪战斗,躺着用笔战斗,死后用书战斗.这就是做为一个战士和作家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
位于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本是当年苏维埃政府分配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新居.当时,他虽然年仅32岁,却已双目失明,四肢瘫痪,全身不能活动,双手丧失了写字的能力,连转动头部也极为困难.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体力几乎全部丧失了,所剩的仅仅是一种想要多少对自己的党和工人阶级尽些力量的热望.”他不想在安闲无聊中消磨自己有限的生命,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难以放下手中新的战斗武器——笔.
据当时医生诊断,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可以活5年,但他本人对病情的严重程度十分清楚.他曾对护士说：“我知道我的病情严重,我感到遗憾的是,还有那么多工作没有完成.”在临终前一个月,他已经清楚地感到死神正向他扑来,但他没有要求去看病,更没有停下笔去休养,而是拼命加班,与死神争分夺秒.他让秘书们实行“三班制”守在他的床头,他躺着口述,妻子与助手们帮他打字,他自己则一刻也不肯休息.
奥斯特洛夫斯基思想的烈马,驰骋在乌克兰与波兰交界的辽阔的原野上,他口授的每一个字母都像无情的子弹,射向入侵的德国强盗.正如他的妻子拉伊萨·帕尔弗列芙娜在回忆录里所记述的那样：“这些天,打字机的声音犹如机关枪在扫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新住宅里住了短短7个月就去世了,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的又一部长篇力作《暴风雨所诞生的》.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这一生都将献给社会主义祖国青年一代的布尔什维克教育事业,直到最后一次心跳为止.”
1936年12月20日,在完成了《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卷之后6天,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