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光”.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调.诗歌方面,坚持风雅传统,诗风古朴,有散文化及多议论的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词存五首,《渔家傲》为其名作,写戌边生涯,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慨及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表达得协和统一,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有《范文正公集》.
岳阳楼始建于唐朝,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其间又几经扩建,规模宏阔,气势壮观,而且它又地处“衔远山,吞长江”的洞庭湖滨,王象之《舆地纪胜·岳州》引《岳阳风土记》说：“岳阳楼,城西门楼也.下瞰洞庭,景物宽广.”自唐朝以来,就成为誉满天下的名胜古迹了.岳阳又为通往西南的必经要冲.唐、宋时代,朝廷贬官,大多远谪西南.这样,久负盛名的岳阳,又有楼观胜景,便成了历代失意的官吏与诗人游会登临之所了.正如文中所说：“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这些文人才士,到此一游,触景生情,能不援笔振辞、泼墨为文吗?故尔,以岳阳楼为题材的优秀诗文,当然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单是在唐代,自张说谪守岳州建楼与宾朋酬唱以后,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等等大家名流,就都曾到此,留下过题咏的名篇.
如今,范仲淹受友之拜托,为岳阳楼作记,前有佳作熠熠,要想不为败笔,范仲淹还要有相当的勇气呢!李白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他登到黄鹤楼上,美景唤起了他的诗兴,使他又要吟出诗来.然而,他抬头望了崔颖的《登黄鹤楼》,便慨然唱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只好敛平叹之而去.像李白这样的文学巨匠,对崔颖尚且退避三舍,而今范仲淹在“前人之述备矣”的景况下,来写岳阳楼记,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他居然写出来了,而且文章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造诣,都能在千百篇写岳阳楼的诗文中,首屈一指.他怎么有这样的神来之笔呢?原来,他不蹈前人窠臼,不拾他人牙慧,而是别开生面,另辟新境.
我们知道,范仲淹少时有大志,虽吃粥度日,仍苦读不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举进士后,曾带兵边塞,屡建大功,西夏称他“胸中有数万甲兵”,相戒不敢犯边.在朝廷中,他积极主张改革朝政,为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因提倡改革被贬知邓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是一个锐意革新的有才能的人物,被人诬告“前在汪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宋史》卷三百三）,于庆历四年（1044）春天,降官知岳州.作为一个封建文人,遭到贬谪,不能不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愤懑、颓丧情绪.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曾说：“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惟悼之叹,发于诗作,持为酸楚.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懒数场!”等楼修好后,他要痛哭几场哪!范仲淹深知这位平素“尚气,倜傥自任”（《宋史》卷三百三）的朋友的思想和性格,因此,担心他闹出事来,经常想劝慰他,却一直无此机会.现在,滕子京知岳州,两年时间,政绩卓著,“乃重修岳阳楼”,便驰书前往邓州请范代笔,属文以记胜.这样一来,范仲淹受朋友委托为岳阳楼作记,就成了规箴知己的绝好机会,同时,自己也在遭贬中,亦有抒发自己理想之必要.于是范仲淹便把这篇文章的主题定为抒发自己的胸襟怀抱,达到规劝朋友的目的.